淘配网深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要求

“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扩大内需在我国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我国经济行稳致远、保持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一文，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至2025年10月期间的有关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扩大内需、怎样扩大内需等重大问题，对推动“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作出战略部署，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明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首。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领会核心要义、把握实践要求，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举措把党中央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如何理解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深刻阐明了扩大内需对发展全局的基础支撑作用，彰显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我们要深入领会这一重大判断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谋划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要从这个战略基点出发和展开。

扩大内需之所以是战略基点，是由我国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庞大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纵观世界，这一规律在大国发展历程中得以鲜明体现。美国是最典型的例证，依托其约占经济总量七成的庞大消费市场，奠定了经济稳定的基石，并以此维系全球影响力。德国和日本虽然战后凭借出口导向模式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当经济体量跃居世界前列后，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限性便日益凸显，其经济更直接地暴露于全球波动与贸易摩擦之中，显著放大了外部冲击的风险。这从另一面清晰表明，大国经济要达到更高发展水平，必然要经历从依赖外需到内需主导的深刻转型。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融入国际大循环快速提升了经济实力。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依赖外需的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则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绝不能将发展的基础建立在不可控且多变的外部市场之上，只有建立强大而完整的内需体系，才能为畅通的经济运行提供稳定支撑，为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提供持久动力。因此，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战略抉择，更是中国作为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扩大内需之所以是战略基点，因为它是复杂变局中抵御风浪、赢得主动的根本依托。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有的国家频繁发起贸易争端，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战略上推动关键产业“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这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我国外需市场与经济安全构成现实压力。同时，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放缓与地缘政治风险外溢相互叠加，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及市场预期等多重渠道向国内传导，增加了我们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形势越是复杂多变，我们越要清醒认识到，内需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撑，也是我们深度参与和塑造国际循环的核心优势，必须坚持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只有形成强大而稳定的内需，才能真正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不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2025年，“苏超”成为风靡全国的IP赛事，也生动展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踢出了一记搞活内需的“好球”。图为6月29日，市民、球迷在江苏省南通市一商场内观看“苏超”比赛直播。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扩大内需之所以是战略基点，还在于它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体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领域存在不少短板，加快补齐这些人民关切的短板，是扩大内需最直接的抓手。同时，人民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跃升，呈现个性化、品质化、服务化、数字化的新趋势，对更优质商品、更丰富服务、更宜居环境的现实需求日益增长。满足并引领这样的需求，既能直接创造就业、改善民生，还能牵引供给体系升级，从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效传导并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由此可见，扩大内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更是经济发展的价值旨归。将扩大内需牢牢扎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中，就能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源头活水。

当前，我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1.9亿户经营主体以及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供坚实支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将超大规模市场这一独特优势切实转化为驱动发展、抵御风险的动力和能力，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深厚的、可持续的战略根基。

二、为什么内需不足成为突出矛盾？

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持续巩固，但供强需弱制约经济循环顺畅运行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有效需求不足”列为风险挑战之一，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些重要判断，既反映出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充分凸显了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内需不足之所以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集中体现为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这一供需缺口，不仅阻滞了国民经济循环，还通过抑制就业和收入增长强化了企业和居民的谨慎预期，成为拖累经济回归潜在增长水平的关键约束。在消费领域，表现为居民消费倾向持续承压，预防性储蓄意愿居高不下。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多数年份低于60%，与发达经济体稳定在70%—80%以上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在投资领域，则表现为结构性放缓，民间投资信心不足问题较为突出。2023年和2024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滑0.4%和0.1%，部分民营企业面临“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的现实困境。价格信号也显示，截至2025年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33个月同比增速处于低于1%的较低水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38个月处于收缩区间，这些都反映出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依然突出。

造成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矛盾，还有体制机制的影响。从客观因素看，人口总量和结构、房地产供求关系等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住房消费、房地产投资等相关业态增长趋缓，这是许多经济体工业化后期普遍经历的转型阵痛。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技术进步对传统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以及部分产业面临的结构升级压力，也影响了收入的稳定增长和消费信心的巩固。从制度因素看，部分消费领域还存在一些限制性措施，支持服务消费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在投资领域，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营商环境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从更为根本的收入分配因素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显不足；再分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第三次分配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方面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这就导致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影响了内需的持续扩大。

近年来，冰雪运动既点亮了人们的美好生活，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消费新动能。图为2025年11月22日，滑雪爱好者在吉林省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颜麟蕴/摄

经济工作规律表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解决当前“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问题，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此，既要加强需求侧管理，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同时，又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部分领域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只有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推动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才能解决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

三、为何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二者相互关联、相互转化。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和持久动力；投资则是扩大再生产、提升供给能力的关键手段，既能形成当期需求，又能通过创造就业、增加收入为未来消费扩张奠定基础。扩大内需，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把“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列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之一。我们要将“投资于人”作为重要发力点，以此释放消费潜力、引导有效投资，不断夯实内需基础，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投资于人”，是指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到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维护、职业发展和潜力开发中，以消费潜力释放和人力资本提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投资于人”是相对于“投资于物”而提出来的，体现了“见物更见人”的投资理念，是对过去的投资模式、产能扩张模式乃至整个发展模式的完善。我国经济长期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投资于物”的回报率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在全球产业竞争从“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大趋势下，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亟须加大对人的投资，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人力资本红利”。只有这样，才能构筑经济长期发展竞争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

“投资于人”对于扩大内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从内需构成看，近年我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39%左右，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在41%左右。从国际比较看，近年全球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57%，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在27%左右。相对而言，我国内需问题的主要症结，一方面源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关系尚待完善。“投资于人”是实现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其核心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加大投入，提升人力资本和民生福祉水平，从而贯通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激活内生动能。具体而言，通过强化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可显著减轻家庭在重要民生领域的支出负担，解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有效释放预防性储蓄，使更多当期收入转化为现实消费，并推动消费向高品质、个性化、服务化方向升级。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升级，将为供给体系提供明确的市场指引和需求牵引，推动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从而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同时应看到，强调“投资于人”绝非忽视或削弱“投资于物”，而是要实现两者紧密结合。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比较低，“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潜力。要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和精准发力，聚焦补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优化盘活存量资产、布局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强化粮食、能源、产业备份等安全领域，不断筑牢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的韧性底盘。另一方面，要在“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持续用力，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大对生育养育、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普惠养老、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投资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四、怎样健全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扩大内需，既需要宏观政策积极有为，也需要形成长效机制。近年来，我们坚持完善宏观政策与构建长效机制相结合，制定《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部署实施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十大行动，“两新”、“两重”政策，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内需“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通过改革创新加快破除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释放内需潜力的可持续动力。

比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关键因素。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协同发力，推动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初次分配，要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协同推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相关制度完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制度形式，加大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第三次分配，要引导、支持有意愿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创造激励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比如，构建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市场是连接供给和需求的纽带，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当前，我国市场体系仍存在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等制度性短板，限制了消费选择、扭曲了投资信号，是“有需求、缺供给”或“有供给、缺需求”等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成因。要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紧紧围绕“五统一、一开放”的要求，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加快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比如，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要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健全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重生产、轻消费”现象，这与我国增值税分配以生产地原则为基础有密切关联。地方财政收入更多地与生产端和投资活动挂钩，而与本地消费市场的繁荣度联系不够紧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的改革举措。要加快推动这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分品目、分步骤稳妥实施，引导地方主动优化消费环境、发力提振消费。此外，还应完善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加大消费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激发促消费的动力。

我国市场潜力大、韧性强、活力足，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将不断释放。落实全方位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不断激发消费、投资的更大潜能，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就一定能发挥内需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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